父亲和公路有过一段缘，和道班有过一段缘！他是新中国的同龄人，共和国的朝晖照亮了他成长的足迹。父亲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，恰好赶上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，学校停课后回家等候安排，学业就此中断，前路混沌未知，心中苦闷茫然，适逢家庭变故欠下不少债务，于是在1968年，19岁的父亲挑起家庭重担，扛着钢钎榔锤走进贵州省毕节市威宁老鸹箐道班做工，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。

那个时候，老鸹箐道班离县城大概有三四十公里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大家吃住都在道班，条件非常艰苦。一个道班有10多个人，要负责10公里路的养护工作。修补路面用的石头基本靠人工开采，作为小工的父亲主要在道班的石场里打石头，那时还没有机械化碎石，完全靠人工一锤一锤地敲出来，按照一方石头3元钱计价，挣多挣少取决于自己的付出。刚迈出校门不久的父亲，很快便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儿，做得好的时候，一个月下来能挣个六七十元钱，实实在在解决了家里的大问题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父亲在石场敲石头，遇上阴雨天，他便和道班工友们去补路。道班有一个重要成员，那就是马，父亲就是在道班里学会的养马、赶马车。马是道班里的主要劳动力，交通运输主要靠它，因此地位很高，一天有5斤苞谷的口粮标准，被养得膘肥体壮，比附近生产队那些瘦弱的马儿要高大俊猛得多，而且猴精猴精的。一旦碰上路前方有人，那马儿就加速扬蹄飞奔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再放慢速度，怕的就是有人搭顺风车增加它的负担。道班管养的10公里路和到县城的路，那马儿已经熟得不能再熟。有时到县城办完事，父亲会和工友喝上几两苞谷酒，在微醺中躺在马车里摇摇晃晃地睡去。老马自熟回程路，不须人引自扬蹄，悠哉游哉，待大家一觉醒来正好回到道班。

道班里的工人是清一色的汉子，父亲年龄最小，又喝过几天墨水，因此颇得大家关心照顾。道班和附近生产队关系处得好，农忙时就去“支农”，帮着拉水、拉肥料、栽苞谷、收洋芋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大家也都会热心地去帮忙。生产队划了一块地给道班，大家就种上苞谷、洋芋和各种瓜果蔬菜，这样就能吃上一些新鲜果蔬。做饭实行轮班制，一人负责一个星期。赶上养护比较远的路段，没法赶回道班吃饭，大家就装上一袋洋芋，到了中午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捡柴火烧洋芋吃。忙碌之余，大家也会从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寻找点乐趣，父亲会拉二胡、吹笛子，有的工友还会弹月琴，更多的人则会扯着嗓子跟着吼上几句，唱的不仅有当时流行的红色歌曲，更有土味十足的威宁山歌。悠扬婉转的笛声、低沉舒缓的二胡声、清脆柔和的月琴声和嘹亮有力的歌声此起彼伏地交织在一起，为这个孤零零地立于山路旁的道班增添了些许温暖，也陪伴着父亲度过了无数个孤寂苦闷的夜晚。

道班的人勤劳、朴实、能吃苦。威宁属于高寒山区，自然环境恶劣，生产生活条件差，道班工人“晴天一身灰、雨天一身泥”，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儿，身上就没个干净的时候，当地人都调侃说“夹二半憨嫁道班”。但是，道班兄弟们都为这一身份而自豪，一位姓袁的老哥曾告诉父亲：“别看咱这干的是别人瞧不起的工作，补路架桥那可是做善事，是在积德、积福啊！”

1971年，父亲离开道班作为回乡知青来到了当地生产队劳动，后来又先后在区公所、乡企局、煤炭局工作，没能再续与公路的缘分，但那份深藏于心中的公路情缘却始终没有忘怀。偶尔行车路过当年工作过的地方，他都会饶有兴致地说起这些路段的特点，以及附近的风土人情，还有当年在道班工作时的轶事。每当这个时候。我就会深深感受到，当年那段道班工作的经历，在父亲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。

随着父亲的回忆，我仿佛看到那些质朴的道班工人和那条蜿蜒盘旋的山路，看到马儿拖着车子扬蹄奔跑在山路上，年轻的父亲坐在马车上抬头仰望着蓝天，天高云淡，时光浅浅，岁月悠长……